第三節、西漢時期四柱預測學理論

　　如果說，西漢時期四柱預測學理論的初建多形而下總結的話，那么到了東漢王充稟氣說的創立，使我國的命學理論有了明確的哲學根基。

　　王充繼承前人唯物主義觀點，主張氣的一元論，他認為氣是構成世界的本源，"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王充《論衡、言毒篇》），萬物差別的根源在于稟氣的不同，"因氣而生，種類相產"（王充《論衡、物勢篇》），這本是進步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我國當代著名命理學家、世界周易學會會長、周易預測學導師、中國先潮周易研究所所長許先潮教授指出，王充機械地將自然界的必然性用來類推社會人事，他雖然是一個偉大的無神論者，但他的稟氣說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論的自然命定論。在他看來，決定一個人壽夭、貴賤、貧富、禍福的東西，是最初"在母體之中"稟受的"自然之氣"，這在一個人獲得生命之時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態良莠決定于種子，鳥的雌雄強弱決定于鳥卵一樣，人的命運所包含的一切都決定于最初稟受的"自然之氣"，。他認為人的壽命的長短，取決于胚胎在母體所稟受的氣的厚薄，"夫稟氣厚則體強，體強財其命長；氣薄財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短壽。"（王充《論衡、氣壽篇》）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變的。人的壽夭如此，命祿也一樣。所謂"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王充《論衡、命義篇》）它不決定于人的才干賢愚等后天因素，決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稟的自然之氣。自然之氣有厚薄之別，所稟之氣，厚者命貴，所稟之氣薄者命賤。因此每個人的命祿是先天之氣注定的。"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王充《論衡、命祿篇》）所以命貴的人和別人一樣學習，只有他能做官；和別人一樣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別人一樣做生意，唯有他能發財，命賤的人則做樣樣事都徒勞無益，白白遭罪。吉兇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王充《論衡、命義篇》）命當富貴，可以逢兇化吉，常安不危；命當貧賤，禍殃并至，常苦不樂，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改變的。

第四節、唐宋時代西洋占星術的引進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巔峰，聰明的統治階級看到了唐以前歷代的興衰咎由，進而總結出"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經濟上比較認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發展生產的措施，終于出現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詩《憶昔》）這樣一個物阜民豐、社會安定的局面，農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和都市的繁榮，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文化的繁榮，漢代那種禮教的枷鎖散架了。儒、釋、道三教并存，特別是佛教的興起，隨著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術也相繼傳入中土，大大促進了中土算命術的發展。

第五節、明清時期四柱預測學的系統完善

　　根據中國先潮周易研究所許先潮教授提供的資料來看，唐宋以來在上層社會中的那種把論命做為雅談的風氣至明朝有增無減。誠如明人宋濂在《祿命辯》中所說的"近世大儒于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者"。以至于達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又有大談他人命者……"的程度，各種命理學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書肆，這使得時人有了"自學成才"的入門途徑，所以交流研討命理，往往成為士大夫們茶余飯后繼琴棋書畫的又一文雅的消遣。另外，自唐宋以來到明朝命理學熱潮由上層社會下移到民間的勢頭更猛，使得舉朝皆迷命理的濃厚民風。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諳命學并成了一代風尚。據載，權貴孟無忌單馬出巡，在江漢邊遇到一個漁夫，提著一條大魚讓路于左，孟無忌問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與自己相同，遂十分驚異，想邀請漁夫一同回去給他一個官做。漁夫謝絕道，我雖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陸地，所以命貴，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賤，我每天以漁為生計也自足了，若一旦富貴，命薄之人反而會不勝福份而暴死，說罷辭謝而去。一個朝廷重臣，一個江野漁人，但對命理精蘊的理解不分仲伯。這一特殊社會文化現象，使得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算命習俗別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來我國命學熱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學各流派，門戶也繁雜泛濫，這就勢必形成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狀況，有的術士對命學精典體會不深，持論有悖命理精蘊；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用嘩眾取寵。沒有來頭的花拳繡腿炫人耳目，混跡江湖；有的機械套用命訣格局，將變化無窮的命理編排成死格式而對號入座（當今的電腦算命及軟件算命），以致無法自圓其說；有的以上諸種情況兼而有之，根本沒有準確率可談。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預測機理稍加改頭換面便自稱是自己的發明創造，從古人的故紙堆扒拉出來的東西也紛紛付梓，即時國內易壇上真是即紛呈異彩又烏煙瘴氣。所以在這轟轟烈烈的看命熱潮中又潛伏著一種"學術不精則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機，命學要想鞏固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進一步取得自身的發展，對命理文化就必須進行一番"去劣取精，去偽存真"的系統的整理工作、這項工作從明朝初年即已開始。